这就启发了我自己对支性的理解。中国几千年来的演变，在历朝历代都会做的一件事就是禁止结社，结社没有那么高大上，他就是一群有同一利益共同体的人们团结在一起，在正常情况下人们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出发点，与其他不同的团体产生分歧，会以某种约定的形式保证大家和睦相处，这种形式可以是行规，也可以是法律，可以肯定的是，每个条文都具有现实的考量，自然也会有可行性。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多人聚众直接按照造反处理，庞大的官僚系统直接给你全部管起来。人们不会有在相互的利益博弈中自然而然产生的权力和义务的观念，承担义务，享受规则带来的权力，这一模型变成了深不可测的黑匣子，你不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掌权者最怕法律有明确的界限，他必须让人民不知道怎么做才不错，让他们时刻活在自我审查的恐惧中。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在这套机制的逆向选拔下，你会发现：淘汰的总是一些守规矩的老实人，做好事的好人，想改变这一切的人。最后剩下的是什么人？1.遇到问题直接跪下等青天大老爷做主。2.崇拜强权人物，大西王，毛等人，图的越多越崇拜，你稍微对他软弱一点，他就要跳起来骑你头上。3.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因为已经被驯化成两脚羊了，自然没有私有领地和个人财产等意识。4.无力改变任何事，既然权力被拿走，义务被剥夺，没有经过长时间博弈产生清晰的义务和权力的关系，自然也不会有保卫这一套体系的念头。因此明末一群费拉化的农民和市民眼睁睁看着满清入了关，献中闯王遍地，自己只能被一群有一群人裹挟着推来推去，被杀来杀去，或许只有在死之前才发出了如绵羊般的哀嚎。自己从未想过应该拿起枪保卫什么

最后一句话是病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