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共镇反中直接对南京市委负责人说：“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0余人。”毛泽东特意强调：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1月22日，毛泽东电告华南分局、广东省委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3,700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1月29日，公安部对中南军政委员会报告说湖北省已经逮捕19,823人，其中在省级机关内部逮捕了160人。公安部在报告上批注：“如此内外不分地实施逮捕，容易引起广大干部恐慌和思想波动”。毛泽东看了以后，批评公安部：“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泼冷水”。2月5日，中央西北局报告说：两个月已经逮捕5,000多人，杀了500多人，虽然总体看杀得不狠，处理缓慢；但是执行镇反计划一定要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这是“双十”指示的要求——笔者）。毛泽东看后批示道：“对判死刑者，轻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上行下效。很多地方把杀人批准权由专署一级进一步下放到县一级。

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对判处死刑的人，不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罪行来定罪量刑，确定该不该杀，而是根据人口比例，要求某地、某市必须杀多少人，这是最大的荒谬之处。毛泽东最初要求，杀人比例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零点五，严重的地方，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一；以后他又说个别地方可以突破，但不超过千分之一点五，最多不要超过千分之二。

1951年2月中旬，毛泽东直接电告上海、南京两市委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一年之内至少应当杀掉罪恶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道）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杀掉1,500人左右。这个数字是否妥当，请你们加以斟酌。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0人，这个数目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0余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1951年2月2日，政务院出台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毛泽东立即指示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及各省会城市，说这些地方“是反革命组织的重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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