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公斤肌肉，都是明晃晃的基础代谢，增加多余的身高和肌肉量，对内卷农耕社会来说就是白白烧掉珍贵的粮食，一动起来能耗更高。
明清传统营养学推崇精碳水，底层逻辑是低蛋白纯碳水性价比最高，吃进去的每一分热量，都能用于生产劳动。长身高长肌肉对内卷农耕人意义不大，一方面影响身体的低耗能状态，一方面在丰年不容易快速堆膘防灾。
在马尔萨斯严重、上升渠道狭窄的社会，韦东奕式低耗能、微傻、萎靡、干瘦低肌肉量、只生产不消费的体态是最吃香的。
尤其年轻孩子最好是韦东奕体态，耗能低、缺乏内驱力，易于掌控不容易出事。
朱砂在早期神农本草经里“微寒味甘、养精安神、益气明目、久服长生”，中医年轻人常见症状普遍为“热”，而长生是典型的中老年主诉，此时的朱砂还是全年龄段服用的。

进入明清时期，随着把孩子喂成微傻韦东奕的诉求增加，朱砂在舆论中逐渐寒性更重、变成更适合小孩子和年轻人吃的东西。变成“镇心安神、清热解毒”的药物。

在清朝记载中，朱砂被大量用于孩子哭闹，包括光绪帝也经常服用朱砂药物。

明清育儿普遍用铅把孩子喂成铅中毒，以实现微傻低耗能的目的，明清营养学用低营养状态把孩子饿成干瘦矮子萎靡体态，来实现低耗能，也是一样的逻辑。
看汉朝《神农本草经》，就像和一个正常人聊天：“你想吃点肉？挺好啊，想喝奶？挺好啊，那啥啥啥都吃点，都挺好的。”
看清朝民国中医养生佬的传记，那精神状态就很可疑了：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十几种草根煮水配米油最健康。
其实就是随着汉唐到清末，人地关系紧张、传统营养学把人改成低耗能、耐粗饲、干瘦矮小黄人的需求逐渐强烈的过程。
中医是一种集体创作的舆论医学。
换言之，受众爱听的、在实际的生活中“有用”的条文，更容易被大众引用传播，更容易众口铄金进入中医理论体系。
因此中医和许多社会现象在拓扑上是同构的。

米油、小米养人，和毛坦厂高考陪读自我感动是同构的。

都是拿不出什么有营养的食物、给不出什么像样的教育资源，只能全家造碳水、只能孩子进高考工厂，没有像样的教师硬冲高考。
于是舆论给个台阶，说刮下来的米油多么多么好、小米多么多么养人、自己的高考陪读每天洗袜子多么多么伟大，马上就跟着台阶下了。
至于肉蛋奶有害“上火”，儿童青壮年喜欢吃的还不便宜的全上火，比如过去的肉类、禽类、油脂，如今的巧克力、糖果、炸鸡、汽水也与时俱进的全上火。
同时一系列青壮年的正常现象：如痤疮(激素的青春期特征)、鼻血(青少年鼻黏膜细嫩脆弱)、身体发热(交感神经兴奋)、口疮(高渗食物和单纯疱疹病毒感染)，都被定义成上火。

“上火”和“孩子感冒发烧生病都是喝可乐喝的、玩手机玩的”，是拓扑同构的东西。

米油TV不仅仅是一种中医现象，也是一种泛国学模因。

我国国学产业的起源最早来自台湾，在后工业化时代，同样走向传统家庭解体、大量年轻人不婚不育的趋势，台湾中老年人同样面临和现在一样的文化焦虑。

那边宗教产业化又非常的发达，宗教的一大特点就是科学不敢应许的事情，宗教敢应许。
国学的特点，就是将中老年人想要，又不敢明说的一些特质，比如奴性、孝道、低消费高赡养包装成“中”的。将看不惯的现代价值观，比如自由、不婚不育、比如娱乐都包装成“洋”的。
国学就是通过将“中”的生活方式、“中”的国学经典，和父母想要的“中”的特质进行俺寻思式的绑定。父母想要孩子拥有孝顺、奴性、赡养这种“中”的特质，直接教孩子奴性肯定会反抗。
国学大师就会教你，用大量国学的典籍也好、国学的食物也好、同仁堂改人TV也好，用国学生活方式对冲洋学生活方式，孩子“中”的特质自然会更多，“洋”的特质自然会更少。
随着手机的普及，父母想改人只能在孩子接入互联网之前。以前是18岁以前都能信息封锁，然后改人，现在小孩人人有手机，只能越来越早，最后胎里素和折腾婴幼儿，只能趁着孩子不能反抗的年纪给他们灌含中量。
所以可以做个简单的练习题：封闭虐待训练营就是国学。背弟子规三字经、体罚、军事化管理(中的生活方式)对冲电脑游戏、手机、早恋(洋的生活方式)，防止孩子含中量过低，影响赡养和回报，就是原教旨主义的国学。
互联网和米油父母吵，他们反而觉得是“洋”的坏人想影响他们走向应许的“中”的奶与蜜之地，不如随他们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