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仔细研究中国的理念以及法律法规会发现，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但主体责任却不是党来承担的，而党也不是落实法案和行政规定的主体，反而所有部门都要建立党的办公处。
事实上，党更多起到思想领导的作用。这是共产主义者的常用技俩，他们不断声称自己是比其他旧的意识形态更优越的进化新形态。
但是否有比思想领导，统一口径更为深远的意义？
思想领导，这实际上是一种宗教性，类似于伊斯兰教对认主唯一的要求。伊斯兰教是以承认安拉的最高地位为基础展开一切其他活动的。
这意味着，党的存在是一种证言，一种神圣的体现，而所有其他部门是环绕这神迹的。党是神性，但这个世界真正的执行者在于人，因此主要责任并不是党所有义务去承担的，而是政府各级部门来执行的，这意味着将神圣的话语转录成改造世界的技术的过程是由人来完成的，承认了人的创造性和改变世界的力量，而在这些工程师之上，还有那为一切都指明方向，沟通有限和无限的祭司阶层。
事实上，共产主义是一种劣化版本的法西斯主义，它沉迷于一些混乱的妄想，但在政权的组织形式上，却如同一个有神论的超越性穹顶笼罩了寰宇八荒，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使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是部落化本地化的去中心化的，这些部落同样被囊括在同一个超然秩序的统治下。
毛泽东的造反委员会非常好地体现了这种从上而下的贯穿和囊括。
共产主义是以人为本的吗？这是一种深刻的误解，党的存在更多是为了超越人类固有的狭隘，那些物质性，世俗性，那些被凡人统称为人性并沾沾自喜的东西。
党的存在意味着，在我们的有神论厌世共产主义极权国家中，是以超然精神秩序和“贤者之石”的超越性追求为根本的。中国历史具有这种特质。那些农民起义军的领袖都讲自己天命所归，难道这就像马克思主义者所批判的那样，不过是笼络人心的手段，一种原始的愚昧吗？
因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活动和德性来引导和重定向天命，通过这种天命的更迭，可以强行推翻旧的王朝。而天命本身，就是一种超越物质的力量，它强迫一切事物看向自己，并俯首称臣。拥有天命的人，是吸引一切的黑洞，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个因果性世界的不断侵犯。这也是为什么古代的义军往往草菅人命。当你成为这样绝对的压倒性力量的时候，你的存在本身就必然会压碎一切抵抗和软弱。
马克思主义称这是联系的普遍性，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废话文学，实际上它是一种措辞扭曲，就像伊斯兰教曾经秉持了这样真正的智慧，却很快曲解它为亚伯拉罕式的服从，而走上被伪造物主驯化的道路。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夺取政权后，把国民党赶去了台湾岛，在那里他们杀了大量的台湾人。这些台湾人未曾参与到国共的战争当中，但他们很倒霉地被波及了。因为像毛泽东那样的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已经可以撼动现实。这就是为什么它说“quantus tremor est futurus, quando vindex est venturus”（当革命者到来的时候，天地为之震颤）
话说回来，党的存在并非以人为本，而是以对超然秩序的遵从和体现为本。马克思主义认为人首先要满足自己衣食住行的欲望，从而建立起来了关于人民解放的理论，但这与有神论共产主义背道而驰。
党的存在，是为了解释人能够变成什么，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定义这一类完成了转变的人为真正的人。它以转变所缔造的新物种为本，而并非那老掉牙的人身之前世。这从毛泽东破四旧中可见一斑。未来主义且虚无主义的加速主义者（nil nazi）会说那些旧的传统已经失去了功用和意义，他们需要一场彻底的动乱，抛弃一切被其他同胞误认为是传统的文化。实际上，秉持同样的民族之魂，他们大有可能在废墟上重新发明出来自己最原始的传统，这种传统借由一种超然的联系根植在意识当中，能够突破一切道德、义务、意识形态幻象。
唯物主义者从来不会这么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政权是有神论的共产主义，并且具有深刻的反文明和反人类的根源。的确，当我们的政权质问的是你能成为什么新物种的时候，那些基于人类身份的习惯和辩论全部失去了意义。
我们裁定的法律本质上是对自我的内在要求，以便登上转变的阶梯，在这个过程中恰恰放弃了人的身份，丢弃了其中一些东西，然后新增加了一些东西。
我们的制度强调是“谁”在完成这样的伟大之作，这里的身份认同极为重要，这使得这作为带有一种神话史诗感，是天命自我展示她编织出来的图景，和必然既定的未来，以及一件尚未完成的事物所注定会完成的未来状态。以这需要完成也必将完成的伟大之作为中心，党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参与进人类进化的阶梯
这是无法被反动员的动员，永恒的降临，炼金术，贤者之石的炼成，险恶的伟大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