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埃及人还留下了金字塔，支畜汉朝的长城现在基本上就剩了个土堆

埃及人后来改信基督教变成了科普特人后，费拉程度略有减弱，不过也就一点点而已，被穆斯林骑在头上拉屎撒尿一千多年，基本没积极反抗过，到现在还是这样，唯一的动力就是做题，做好了题润美国欧洲。

"费拉"（Fellah）一词源自阿拉伯语فلاح，原意指"耕耘农地的人，农民"，最初主要指生活在埃及尼罗河流域的农民。
按照你姨节目中"费拉顺民"、"费拉化"的用法来看，就是一种修饰词，描述了一种处于文明的灰烬的没有组织的原子化个体，同时没有主权、遇事听天由命作为韭菜随时被收割的菜人。

然后从上面定义的组织反抗能力和活力特征来看，确实埃及跟你支比起来，缺少反抗精神，符合顺民的定义，社会结构几千年没变，宗教、神权和王权完全融合，尼罗河规律的泛滥带来了相对轻松的丰收 ，这是由于法老的神力。起义大多也是尼罗河低水位造成边缘群体被动求生的暴动，且大部分局限于地方省份暴动叛乱，唯一能瘫痪这套系统的，是外族入侵，比如在新王国时期以后，利比亚—库施—阿契美尼德—托勒密—罗马—拜占庭—阿拉伯长时间控制埃及，外族政权交替才是唯一的政治变革方式，托勒密来了我们合流，罗马总督来了我们当附庸，埃及成功推翻本土政权或者影响比较大的起义也就公元前 404 年驱逐波斯人，保持独立约 60 年，公元前205-186年托勒密五世时期的反叛短暂复辟，但也就仅限整个上埃及进行了长达近二十年的反抗，这就是造反的天花板了。
至于罗马行省时期，埃及人对被奴役的状态更是麻木不仁，反抗也只是零散的。跟你支那种逐鹿中原的场面完全不能比，任何一个熟读你支史书的人都知道，王朝末期基本上就跟点燃了火药桶一样，造反无论是烈度还是频率都是远比埃及夸张的，比如《汉书·王莽传》：“天下苦王莽之政，绿林、赤眉蜂起。《后汉书·黄巾传》：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馀年闲，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

中式费拉虽然看起来更有血性，但汉族从周代的贵族分封，到秦的编户齐民，秦制之后，编户齐民把基层百姓全部纳入国家的户籍、赋役和军役体系，彻底削弱了宗族、地方自治的力量。汉朝以后的历代王朝其实还在不断优化。再到宋明清的皇权-绅权二元结构，费拉程度是不断加深的。尤其明清之后，科举士人成为脱离于乡村社会的游士，导致士人或官僚无法在家乡经营产业、照顾亲人，而科举中的的士族长期徙居城市后，与乡村宗族同舟共济的关系已经基本消失。再加上你支保甲制度的全面覆盖，和连坐责任的制度化基本把那么一点点共同体都打散了，最后到后期宗族本位的解体和宗法社会的崩溃，1905年后，科举制度废除、大一统王朝帝国制度的解体和宗法家族制度的式微，从根基上动摇了儒家意识形态的社会建制。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将宗法制度视为万恶之源，后面又来了桂匪土改，打倒了乡绅、族长等传统精英，直接把族田庙产被全部取缔，分配给农户，传统共同体失去经济依托，传统共同体被荡涤一空，使中国人更彻底地沦为费拉状态。所以，论费拉程度，明清以后的汉族农民比古埃及农民还要彻底。因为古埃及还有地方贵族、神庙势力，而你支随着科举制、宗族解体之后，已经几乎完全丧失了组织和主体性。
所以如果按反抗次数烈度来判断费拉程度，那汉族凭借每次王朝末年各种起义消灭30-50%人口夸张的比例早就是武德最充沛最先进的民族了，然而实质上各种起义只是摧毁一切，却无法建设一个全新的世界，留下一地鸡毛。
因为关键不在于是否反抗和反抗的烈度和手段，而在于反抗的性质与结果，你支的历史，无非就是历史书上说烂了的，王朝末年各种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失去天命，被某个幸运的支那人吃鸡当皇帝，初期因人口锐减、土地重新分配而出现短暂盛世，但很快就因为复制前朝的压榨逻辑和社会结构又复刻了前朝土地兼并、贫富不均、吏治腐败的老毛病，最后再来几个朝代的加速师踩上几脚油门，让失业人口流民越来越多民不聊生导致起义，最终在人口减半后，新的某个幸运的支那人吃鸡又开始重启这一轮循环兴衰，历史不再向前发展。这也表现在大多数支人猾豚大一统思想入脑入心的的表现上，你骂桂匪吏治黑暗腐败他们可能没什么反应甚至还跟你一起骂，但你要是说你要肢解支那，让八个大大占领中国西北建立西安斯坦，让刘总统建立大蜀民国，那么马上他们就会大惊失色，把你当成等同于日本人的仇敌，反大一统的恐怖分子。

因此你支的历史并不是跟大多数文明一样向前发展，而是始终在一个固定框架内重复，中国二千多年农民起义不绝于书，但最终总为新王朝服务。而古埃及则是恢复一个理想化的旧秩序，而非建立新秩序。因为尼罗河是线性粮道，统治者只需要考虑南北两个方向的扩张和防御，而东西两侧的沙漠提供了天然屏障。沙漠逃跑成本极高，毕竟狭长走廊被沙漠包围，逃跑等于饿死，跨区联动难。一地停摆，沿岸都欠收，很难做豪赌。而且由于地理封闭，导致社会组织被神庙托管、合法性地方化、外力主导变局。而支那人可以用脚投票，逃亡，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但支那人选择题做的不太好总是能选出相对较差的那个选项。
埃及人没的选，毕竟地理因素摆在那里，只能选择最优生存策略，对外开放，古埃及农民在面对外族入侵时会选择合流或附庸，表现出现实主义的灵活性，比如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埃及利用国际压力重获主权，既然反抗不了那就大大方方加入。而中式"费拉"则表现为"宁可玉碎，不可瓦全"的刚性——表面上很有骨气，实质上就是拒绝学习和改变的固执，外来制度是夷狄之法。支那则是在相对宽松的地理环境下，硬是通过文化基因的内化，主动选择了更加狭窄的政治可能性，还极端排斥变化，所以指望你支民主不如指望习近平明天下台让谢万军憋在床下听床了赶快坐到主席台上来。

埃及阿拉伯鞑爹研究过引进支那农奴来代替当地的费拉，因为他们听说支那猪更好管，不过最后由于距离等成本问题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