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时进留美归国后，逐步认识到发展农业与工业化并不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

在《理想的东亚大农国》中，提出一国可以同时为农业国和工业国，建设农业国与振兴工业并不矛盾。他又指出：“营利的农业，根本性质，与工业无异，所异者，仅是生产之种类不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能把中国的农业，由仅供糊口的家庭生产事业，改为有利的生产事业，把我们的农民，改为实业家。”这就进一步指出了农业本身也应工业化，产业化。在《论复兴农村》中，董时进认识到，救济农村不能专门在农村内部绕圈子，应从发展都市工商业入手，工商业发展对于农民至少有两重利益：一为农产品价格可以提高，二为创造工作机会，消纳农村过剩人口。并提出了都市工商业的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提这一“以工促农”的论断。

董时进承认工商业发展对农业有促进作用，但与工业相比，农业的发展有其特性和弱点，如不便大规模经营，靠天吃饭，有很强的季节性，收益递减现象突出等。然而农业为工商业的基础，食料的源泉，事关人类生存，各国均进行扶持重视。中国“以农立国”，农业是国家的基础。“中国农业，因其经济上之重要，对于国家政治及社会秩序，亦有至大之关系，欲救济中国之不安，亦非谋农业之振兴，使农民之经济及生活得到解决，而能自安其业不可也。”董时进认识到赋性孱弱的农业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中尤其重要，必须更加重视。

董时进之所以反对任何土地改革政策，与他提出“中国无封建论”和“佃农优越论”紧密相关，这“两论”是其政策主张的思想基础。

关于“中国无封建论”。董时进认为：近代东欧国家是封建社会，土地属于贵族，农民属于土地，所以要土地革命和农民解放。而中国在秦朝以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有钱就可以当地主，做地主比考秀才还要平民化。农民不管是自耕农或佃农，都是身份高尚的人民，因此，中国根本不存在近代东欧诸国所进行的土地革命和农民解放，这在中国两千年前已经闹过了。中国的地主非外国的贵族可比，“除少数外，其土地多由血汗积蓄而来，非同封建之采邑”。

关于“佃农优越论”。董时进认为：消灭佃农制可以增加生产没有事实和理论依据，“固然各地方及各个农民的情形不一样，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说：即是佃农耕种的田地通常并不比自耕农耕种的田地生产低。”

从1930到1940年代，董时进关于土地与佃农的主张主要是针对执政党国民党的土地政策，其目的是维护土地私有制，反对在农村生产关系上作任何变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董时进开始将反对的矛头针对中国共产党，他还上书毛主席反对土地改革，并将给毛主席的信四处散发，造成不小的影响。董时进的思想受到了新中国思想界的一致批判，认为董时进是中国右翼资产阶级学者，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