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60年底，包括李井泉在内的所有四川省的领导人，对继续外调粮食的可怕后果都一清二楚了。温江地委书记宋文斌回忆，他曾在会议上问省委领导，你们到底给中央反映四川的困难没有？廖志高回答，怎么没有反映？连多调1亿斤粮食要多死多少人的话都讲了，中央还是要调。还有人回忆，李井泉一次在电话里为调粮和李先念争辩，说得都哭了，还发牢骚说：“你那里是国务院，我这里也是一个小国务院”。诸如此类的事，至今被为李井泉辩护的人广为引用，但他们却回避了李井泉曾顽固坚持“大跃进”路线直到最后的事实。

1960年底，四川农村进入了又一个死亡的冬季。12月13日，中央再次向四川发出调运粮食的紧急通知。省委决定调集150万“劳动力”，用3个月时间把160万吨粮食集中到水路、铁路沿线和中央指定的地方。根据省委的命令，各地市县成立了调粮指挥部，书记挂帅，“像指挥作战一样，保证完成任务”。由于饥馑，农村劳动力锐减，省委只能动员各地机关事业单位出人运输，于是许多地方学校停课、机关不上班，全部投入运粮，用鸡公车推、架子车拉、人肩挑背扛。四川农村最后一点维持农民生存的粮食被运走了，用中央领导人的话来讲，就是用四川农民的性命去换取那些中央认为应该活下去的人的命。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期间，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写匿名信状告李井泉，历数其对抗中央“纠左”指示，搞“分散主义”的罪状，这是促使该会会期延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毛泽东所谓的“出气会”上，李井泉在四川组的检讨中流了泪还下不了台。邓小平当然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所以他伸手救了李井泉一把。邓在自己家里将中央办公厅发到政治局常委的明朗的信交给李井泉看（这明显违反组织纪律），又亲自出面保李井泉。邓小平表示，会议不能继续这样开下去了，李井泉同志也不要继续检讨了，省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邓还在毛召集的各大区书记会上建议：“这个会恐怕开到这里差不多，建议结束会议”，毛自然表示同意。[38]于是“出气会”随即结束。

“七千人大会”后，中央对全国尤其是四川省饥荒的惊人情况有了更详细的了解，对强令四川调粮的后果亦有所反省，所以，1962年免除了四川省的粮食外调任务，同时向四川调入粮食。1962年，因为“大跃进”中止了，全国农村的经济状况明显好转。但四川省因为“纠左”迟缓，农民仍在饥饿中挣扎。例如，重庆市江北县1961年11月至1962年2月期间，农村有半数人严重浮肿，70%的劳动力不能出工；其中复兴区12,247个劳动力，能出工的不到1千人；这4个月里全县非正常死亡7,660人。[39]1962年3月31日，周恩来召集滇、黔、鄂、赣、浙、苏6省负责人共同听取李大章汇报四川省的粮食情况，要求这几年吃过不少川粮的长江流域各省支援四川；当时这6省负责人一致诉苦说拿不出粮食，周恩来最后下令长江流域各省马上支援四川5,000万斤粮食。[40]

综上所述，当年四川省大饥馑的根本原因在于“大跃进”运动。“大跃进”对四川农村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并断绝了许多农民求生的机会。从1958年到1961年，四川省粮食减产50%，1961年的水稻产量仅及全川军阀大混战的1932年的57%。[41]如此情势之下，饥馑本已不可避免，而高征购、高外调政策又加剧了这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