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川农民成为中央政策的牺牲品

1960年初，中央恢复了各大区建制，李井泉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当时中央继续重用李井泉，是因为需要四川的粮食，李井泉对此心领神会。1959年，四川粮食外调达238.7万吨（见表1），邓小平因此表扬李井泉“贡献大、风格高”。然而，1960年春，四川各地农村因饥饿而广泛出现浮肿病，食堂断炊，大量死人的可怕消息已部分传到省委，李井泉也开始感到问题严重了。1960年4月，刘少奇携夫人到成都，省委书记廖志高向刘汇报说：今春以来全省140个县发生浮肿病和妇女病，约有100万人，其中成年男子占70%，最严重的专区是雅安、乐山、涪陵和江津，死人已不可避免；原因之一是征购多了，1959年的粮食产量实际上没有原先估计的多，比1958年落实的产量还少，即便把蔬菜折成粮食计算，也大大低于原先估计的数字。据作者掌握的材料，这是四川省委首次正式向中央汇报四川的实际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四川省委此时已经知道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也预料到还会继续饿死大批人。他们向中央报告灾情的目的，显然是希望中央明白四川的困难，减轻四川外调粮食的压力，从而降低死亡人数。

然而，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在政治高压下持续一个冬春的疯狂蛮干，已经把经济拖入绝境，全国性的大饥荒从农村蔓延到城市。中央政府所面临的已经不是死不死人的问题，而是死谁保谁的问题。四川省建国以来大量外调粮食的格局、四川众多的农村人口和偏远的地理位置，注定了这一地区将成为牺牲品。李井泉当年的秘书陈震寰回忆：中央向四川调粮，总书记邓小平、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都是打过招呼的，也可以说是下的死命令；邓小平到四川时曾说，调粮问题，四川还得调，死人也只能死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上海的人，否则国际影响就大了。[36]还有人回忆，周恩来、李先念也讲过类似的话。这些话在四川一些干部中流传，被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归纳为：“人死在山沟里，总比死在王府井大街上强。”

到1960年夏季，四川铁路、水路沿线的粮食仓库已经扫空，但中央从四川调粮的命令仍接连不断。主管粮食工作的省长李大章焦头烂额，私下里诉苦：“叫我从哪里弄粮食啊！”当时，一些长期靠四川调粮维持供应的城市和省份已经到了等米下锅的地步。1960年7月11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给李大章发来急电。电报指出，四川当月计划调出15万吨粮食，前10天只到位1.5万吨，“津、京、沪、辽不断告急，李先念同志务请你们支援”。此时李井泉正在北戴河开中央工作会议，在成都的省委干部情急之下准备了一份关于四川省本年度粮食情况的文件，请李井泉报告中央。7月22日，骑虎难下的李井泉给主管全国粮食工作的李先念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几年外调增加多，并不是征购多，而是抽调历年的库存增加的。特别是因为去年征购多了，引起今年出现许多问题，如果增加外调，那省内的安排就毫无办法，因此，很有必要给四川缓和一下。外调粮食最好是28亿斤，最多不超过32亿斤。……我们能完成的数只能到此为止。”[37]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中央最后答应外调数为31亿斤。

1960年8月15日，中央向各省市区党委发出“中央关于确保完成粮食调运计划的指示”：“现在的安排是一个萝卜顶一个眼，任何一个调出地区稍一拖延，等待调运的地方马上就有脱销的危险。……时间紧迫，万万火急。”8月17日，四川省委通知全省各地：“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任务，只能超过，不能短欠，时间也不能推迟”。调粮的命令落实到四川每个穷乡僻壤。一位当年的基层干部描述：大山深处的农民们为了运出一袋粮食，翻山越岭将麻袋背到山谷里的小溪边，绑到竹排上漂流到河里，再装小木船运到长江边的码头，最后装上大船运出省，一袋粮食还不够辗转运送的人吃，但即使有人饿死在运粮的路上，也没有人敢动一口运送的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