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李井泉的顽固人为延长了四川的饥馑死人之灾

1960年底中央下达“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这是“大跃进”运动的重大转折。此后毛泽东节节退守，直到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被迫表面认输。在这场退却战中，李井泉的顽固延长了四川的灾难。

上述“紧急指示”下达后，全国各地的公共食堂土崩瓦解，只有李井泉还在咬牙坚持。毛泽东当然不愿放弃公共食堂这一“伟大实践”，1961年春毛还要求中央和各省领导到下面调查，希望发掘出一些有利于他的消息。毛把希望寄托在李井泉身上。1961年5月6日，毛给李井泉以及正在四川简阳县调研的中央农工部长陈正人写信，以少见的迫切语气说：“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31]与此同时，邓小平也打电话给李井泉，转告了毛的要求[32]。当时李井泉正在竭力挽救公共食堂，省委派出了大批工作组，以不参加食堂便不分粮食相威胁，拼命维系公共食堂的生存。接到毛和邓的指示后，李井泉立即赶往他亲自抓的“先进单位”南充地区火花公社和内江县。5月11日李向毛写信报告：垮台的食堂不到四分之一，70%的食堂多数群众要求继续办下去。[33]这也许是毛期待已久的最好消息，毛泽东立即批准将李的报告通报全国。然而，毕竟“大跃进”的大势已去，连毛泽东都无力挽回，李井泉就更独木难支了。1961年6月下发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60条）规定，粮食一律分配到户，是否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自己决定，并要求“原原本本向每个社员传达”。李井泉这才放弃了抵抗，于是全川的公共食堂一哄而散，但仍然比全国解散食堂较晚的地区迟了半年。

“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还有一道“最后防线”，即坚持不改变农村的所有制即基本核算单位。他顽固地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便越能提高生产力。1953年以后，他力排众议，最终将农民集中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把全体农民变成了丧失私有财产和人身自由的“准农奴”，继之而来的便是大饥馑和农村人口的大规模饿死。尽管毛泽东闯下一场弥天大祸，但他还是不肯认输。1961年，全国很多省份都实行了事实上的包产到户，毛还是坚持要以生产大队（相当于今天的行政村范围）为基本核算单位。李井泉与毛泽东声气相通，死死咬定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不松口。虽然中央的“60条”规定以生产队（相当于今天的村民组）为核算单位，李井泉却故意曲解“60条”的文件精神，硬说在四川省生产大队就是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对此则一直佯作不知。在这个问题上，李井泉发明了他所谓的“膝盖说”。他声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是“腰”，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是“腿”，我们则是把核算单位放在“膝盖”上，即仍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但下放一部分权力给生产队。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后，全国统一实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李井泉仍然坚持在每个公社留一个大队为核算单位。“文革”时期，李井泉在批斗的压力下，曾于1967年底写检讨书就此“认罪”；但到了1972年他的处境好转后，又写了一份对过去检讨的“声明和更正”，全盘翻案。他辩解说：1961年毛主席在做最后结论时的一次小会上说，一般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超过30%；我主张一个公社留一个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只占全部大队的10%，我就没有什么错误。[34]

“大跃进”大势已去，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李井泉的“分散主义”受到众多指责，他不得不在各大区书记参加的小会上认错，此时毛泽东不但不保护李井泉，反而出面指责他。李谈到对毛的“六条指示”有抵触时，毛泽东表示，“六条指示就是针对你们来的”。毛接着说：“我过去在延安说过，猪碰到壁也还回头，可是现在有些人不如猪，碰了壁还不回头。”李井泉确认，这个比猪还“蠢笨”的人就是自己。[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