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农民逼上死亡绝路的另一个原因是不许他们各自在家煮食。庐山会议后，坚守公共食堂成为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毛泽东下令，把贵州省将粮食全部收归食堂、干部掌握吃饭大权的“经验”推向全国，“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四川省委提出的口号是，“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李井泉要求把公共食堂“办得像连队伙食团一样”，以“不参加就会饿死”的严酷现实迫使农民服从干部的指挥。但到了1959年底，大部分食堂都因断粮停伙，勉强维持的食堂也只能供应不足以维持生命的菜汤之类；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得不设法在家里煮点填肚子的东西吃，然而却被扣上“破坏公共食堂”的罪名遭到严厉禁止。当时，武装民兵在农村昼夜巡查，发现煮食者即砸锅掀灶、没收食物，施以残酷体罚；而政府返销的一点点粮食则多半被干部侵占。如此农民只剩下死路一条。

从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可以看出，他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完全了解，而他却执意要让这一切继续下去。这只能使人得出如下结论：毛泽东认为，牺牲农民的利益乃至生命，是快速实现工业化所不可避免的事，如同打仗会有牺牲一样，建设也必须要有人付出牺牲。他的“哲学思想”历来如此，并被党内不少人奉为致胜之道。对李井泉的“打肿脸充胖子”，毛泽东心里也是有数的。李井泉在“文革”期间的检讨中说：1959年冬季他到中央开会，曾向毛泽东反映困难，“主席毫不迟疑地说，给你们增加20亿斤销售指标”。接着周恩来与李井泉商量此事，李井泉还要硬撑，说只需要10亿斤，总理给他增加到12亿斤。[29]这12亿斤粮食如果及时发出（粮食就在四川各地的国家仓库里），本可挽救无数农民的生命，但李井泉竟然以“保护干部的积极性”为由扣住不发。他后来承认：“直到1960年春，才把新增的销售指标发下去，但是已经迟了，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后果”[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