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庐山会议后李井泉的狂热

1959年夏，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突然变脸，发动了对1958年底以来的“冷空气”的总反击。此时，彭德怀的信不过是他借题发挥的口实而已。毛所要打击的，不是“军事俱乐部”的区区几个人，而是党内对他的“大跃进”路线持异议者，批判彭德怀不过是敲山震虎罢了。于是，自1959年初以来便坚决顶住“冷空气”的李井泉，不仅被证明为有“先见之明”，还在政治上赢了分。1960年初，他在部分地委书记的一次座谈会上表示：主席说，去年5、6月中央发的一些东西是有消极作用的，可见我们当时从积极的方面去领会是正确的。主管宣传的省委书记处书记阎秀峰曾因阻止报道郫县红光公社的万斤田消息而挨了李井泉的骂，被下放到红光公社蹲点。这时阎也口服心服地说：“李政委看问题很深，许多事情过后才看出他是正确的。”[21]

四川传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时的发明―“政治测验”[22]，是李井泉广为人知的又一劣迹。实际上这件事他也是“正大光明”地干的。四川省向地厅级干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的会议一结束，省委便于9月6日给“中央和主席”报告了会议（包括“政治测验”）的情况：“看来先测验一下，对了解干部思想态度和进一步彻底解决干部思想很有好处”。李井泉后来还当面向毛汇报了此事，“主席表示赞同这个办法”[23]。

在这一时期，李井泉的情绪十分亢奋，整治农民的种种恶行则登峰造极。庐山会议后由于工业和基本建设的“大跃进”，职工人数迅速膨胀，吃供应粮的人暴增，国家对粮食的需求日甚，中央对四川粮食的依赖也越来越大。而四川省的做法是：不惜一切代价，把农民手中的粮食“一网打尽”。对这个被称为“先下手为强”的“经验”，廖志高有一说明：“经验证明要及时完成征购任务，稍微放松一下就要发生问题。全国都这样，这一条经验北京会议叫做‘先下手为强’，收起来以后不及时完成征购任务，以后就不好办了，又要反瞒产了，又要突击了，再用三倍四倍五倍的力量还是完不成任务，那实在很被动”。[24]按照李井泉给毛泽东的保证，四川省1959年粮食产量预期达到6,750万吨，按30%的最低征购标准，需征购2,000万吨以上。而事实上这年四川全省粮食的真实产量只有1,582万吨[25]，全部收光拿尽也无法满足征购任务。当时，四川省各级政府知道自己的估产有水分，但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的政治恐怖中，各级干部为了求生存－－其实被逼得没有选择余地，到了收割稻谷季节，许多地方组织武装民兵把守收割现场，稻谷收割下来后直接送进国家粮库，连晒干风净都顾不上，有的地方连种子都不留给农民。李井泉后来辩解：“1959年粮食征购数量超过以往任何一年，而且入库很快，对于我们判断当时的粮食情况起了诱惑作用。1960年春我们发现粮食问题严重的时候，在党代会上提出分配中央增加的销售指标，有的地委表示不要，也增加了我们对全省缺粮不是普遍的严重错觉”。[26]李井泉只讲了一半事实，却故意漏掉了另一半事实，即这一切都是在“反右倾”的政治恐怖下发生的。

1959年四川的实际粮食收购量达到601万吨，占总产量的49%（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征购的粮食主要是大米和少数小麦、玉米等，而留给农民的口粮中则绝大部分是以红薯为主的杂粮。四川人的主食是大米，通常占粮食消费量的60%以上，只要有大米，四川人是不愿吃其他“杂粮”的。从1957年到1961年，四川省的稻谷产量减少了一半多，而征购比例却越来越高，1959年甚至达到总产量的70%。（见表2）1959年四川省农村人均留粮为139公斤（见表1），其中稻谷为42公斤（见表2）；1960年人均留粮为130公斤（见表1），其中稻谷仅38公斤（见表2）。这些数据指的是“原粮”，即尚未加工的稻谷，若换算成大米，分别只有29.4和26.6公斤[27]。也就是说，1959年四川省农民平均每天只有80克大米，1960年平均每天只有73克大米。1959年底，四川大部分地区都断了粮，主管粮食工作的省长李大章承认，有的地方把萝卜都折算成粮食，每天也只有2、3两（16进位旧秤，不到100克），“没有细粮了”。[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