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59年“纠左”时期李井泉的有恃无恐

针对“大跃进”期间出现的乱子，从1958年底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半段的大半年时间里，中共中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对策，提出了“压缩空气”，出台了一些初步“纠左”的措施。尤其是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传达后，全党上下形成了一种“纠左”的气氛。后来的中共党史教科书称，这段时间里毛曾经主动“纠左”，多次对“大跃进”初期的激进行为提出过批评。“文革”时期“造反派”曾把李井泉在这一时期的极左表现视为对抗中央和毛泽东的重大劣迹。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毛在其认定的“大跃进”路线上从未动摇过，他的所谓“纠左”不过是在党内众多异议和基层情况恶化的压力下以退为进的韬晦之计，这也是他屡试不爽的政治韬略。而李井泉自从成为政治局委员后，有了更多的与毛直接接触的机会，通过毛的一些“交底”的话，再通过邓小平这条线的沟通，李井泉比党内许多人更了解毛的真实意向和思路，所以才胸有成竹地加以发挥，无所顾忌地变本加厉。

例如，1958年底，四川的干部中反对浮夸蛮干的呼声不小。1959年1月25日，李井泉一到北京，毛便对他说，“最近空气不好”，“可以告诉下面，不要泄气，原来规定的任务要完成”，“死了一些猪，没有预料到，也死了人，但往常也死”。毛还说，汉口会议就提出要“压缩空气”，已经压了两个月了，“要继续鼓干劲”。毛的所谓“空气不好”，显然是对当时“纠左”的大气候的不满。李井泉心领神会，立即用电话将毛的谈话传达到省委，巩固“跃进派”的阵脚。几天后，李井泉又电告省委，要肯定1958年的成绩、批判对1959年任务的怀疑情绪。李说：“主席提出四川粮食要搞到1,500亿斤”（7,500万吨）。[15]其实，当时四川根据层层虚报“落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仅4,000万吨（后来统计是2,245万吨）。2月下旬，四川省委召开市、地、州委书记会议，落实毛提出的7,500万吨粮食产量的任务，会上把李井泉提出的建设1,000万亩万斤田的计划分摊到各地。有人在会上公开质疑万斤田，李井泉怒斥：谁怀疑万斤田就是观潮派、算账派，“就不是共产党”。3月中旬，四川省委在重庆市召开万人大会，提出“把全省千万亩万斤粮竞赛活动推向高峰，为力争全省全年产粮1千5百亿斤而战”。李井泉在会上强行要求各级干部对高产指标立军令状。

此刻，所谓毛泽东进一步“纠左”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开过不久，四川发生的这些用强迫命令硬性摊派高产指标的事，其实来源于毛泽东本人的指令。毛泽东给李井泉露底、“加担子”，是因为毛明白李的忠诚；毛既需要四川的大量粮食，也需要有李井泉这样的左派为其冲锋陷阵，以打压和制衡反对意见；毛尽可以在其他人面前唱几句低调，但对李井泉却“高标准、严要求”。李井泉当然也理解毛的困境，很明显，“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危局对始作俑者毛泽东十分不利；为了表示对毛的忠诚，李井泉一方面不惜一切代价地调运粮食等农产品为毛解困，一方面大唱高调为毛助威。就在毛泽东告诉他“空气不好”的时候，李给省委传话说，“北京副食品供应紧张得很，每个人一个月9两肉，每天3两菜，王府井百货大楼副食品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罐头”；他要省委发个通知，“动员下面多调点出来”。省委随即发出通知，规定农村当年必须按每10人交售75公斤以上毛猪一头，才能按规定标准吃肉。[16]而农民如此交售生猪之后，就几乎无肉可吃了。

1959年3月的中央上海会议期间，李井泉继续扮演着“勤王”的角色。毛在会上问李，去年粮食棉花公布的数字都减下来了，你们的粮食是多少？李说可能是900亿斤差一点，800亿斤肯定是有的，大概比去年增加70%。毛再问，你们明年搞多少，李说原来准备搞1,350亿斤，争取1,500亿斤。毛又问在座各位，麦子“搞1万斤行不行？”云南省委书记回答说“再好也不过1,000斤”。李则说，“高产田搞个万把斤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