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剿匪和征粮高峰的1950年春夏之交，川南区[8]全区饥民达200万之众，占当时全区农业人口的20%，“饿死人的事情到处发生”。[9]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对剿匪和征粮的态度十分坚决。川南区因征粮进度相对缓慢，邓在大会上对川南区负责人李大章、杜义德点名批评，迫使李大章等人一再做检讨。川南饥荒发生后，李大章等一再向西南局反映困难，并指出是征粮过多等原因所致[10]，结果邓小平对李大章十分不满。[11]

1950年3月，政务院决定四川外调20万吨大米，以支援华东地区特别是上海市，西南局遂责成川东、川北、川南三个行署立即筹集发运，直至当年6月政务院电令停调。重复征收1949年公粮大获全胜之后，四川省的公粮征收量逐年递增，1952年达到389.2万吨，比1950年的征粮数几乎翻了一番，足以供2,000万人吃一年。四川省的粮食高征收和大量外调的格局从此形成。

1952年底，四川合省，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将接力棒交给了李井泉。李井泉以激进著称，在不择手段方面与邓小平的作风投合，因而被邓看重，李对邓则几近崇拜。在粮食问题上，李井泉在邓小平主政期间形成的格局上变本加厉，将政府高征收、农民低消费和大量外调步步推进。

邓小平到中央后任政务院副总理，是1953年开始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决策者之一。统购统销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剥夺农民来实现工业化，实际上是重蹈苏联建国初期余粮征集制的覆辙。实行统购统销后的1954年，四川商品粮征购[12]达到创纪录的487万吨（见表1）。虽然政府宣称，国家掌握粮食后，若农民缺粮国家会返销，以杜绝粮商投机，事实上，从1950年到1957年，四川省粮食返销的数量从未超过征购量的20%，少的年份仅及征购量的十分之一。政府所说的“余粮”，其实是农民赖以糊口的口粮。农民原以为，这些口粮只是交到国家仓库“代为保管”。然而，等到许多农民断粮之际，却不见国家“返销”，于是四川爆发了1949年以后的第二次饥荒。1954年春夏之交，四川多处“脚肿病”蔓延，连富庶的成都平原也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和“闹粮”骚乱。李井泉坚称，“肿病”是四川历来就有的“地方病”，而“闹粮”则是富裕农民煽动，要求各地实施镇压。温江专区逮捕了120多个带头闹粮的“反动分子”后，平息了骚乱。[13]那些为农民“叫苦”的干部和认为“脚肿病”是营养不良所致的医疗人员也受到了打击。

在逐年大幅增加粮食征购的同时，李井泉最大的“政绩”就是外调粮食——这是那个年代对中央的最大支持和贡献。从1953年开始，四川外调出省的粮食急速攀升，由1953年的52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290万吨，7年间增加了5.8倍，成为全国粮食外调第一大省。1957年外调的粮食占全国各地外调粮食的三分之一，而且全都是大米小麦，调运范围扩大到全国十几个省和三个直辖市。四川的生猪、食用油等农副产品也大量供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于是，中央对四川的粮食、食用油、生猪等农副产品严重依赖的局面就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