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共产党占领四川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粮，主政西南的邓小平以强硬手段组织了这场运动。当时，有进入四川的60万共产党军队、近百万投降的国民政府军队以及50万旧政权的公职人员需要吃粮，当局既无财力也不打算通过市场渠道购粮，而是采用大规模的无偿征收获得粮食；在旧的金融体系崩溃、新政权白手起家的情况下，粮食成了硬通货，所以征粮实际上也是新政权的原始积累。

1950年1月，200万人的征粮工作队进入全川各地乡村和城镇，以征收1949年公粮的名义，开始全省范围的强制性征粮，随即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匪叛乱”，征粮队遭到武力抵抗，许多县城被围困。关于这场“叛乱”，官方宣称乃国民党残余势力所为，实际上主要是农民及各种地方势力的自发反抗。农民之所以抵制新政权的征粮行动，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早已收过1949年的公粮，新政权其实是对农民重复征收，而且征收的数量大大高于国民党政府。当年川南行政公署政策研究室的一份报告真实地记载了这一事实：1950年1月起才征收1949年的公粮，比正常情况下晚了4个月，这时“农村粮食确已短少”。按上级下达的指标，川南区1949年度公粮负担为42.5万吨大米，以全区农村人口约1,000万，人均负担42.5公斤，加上“地方附加粮”10公斤，实际达到50公斤以上；当地农村大米人均产量只有150公斤左右，公粮征收占到平均产量的30%以上，这一征收量比国民党执政时期高30%到50%。[4]以大大高于旧政府的标准重复征收前一年的公粮，又完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自然会引起反抗。虽然官方宣称征收对象主要是地主富农，然而，当地主富农的粮食被收缴一空后仍然不能完成征粮指标时，征收范围便扩大到包括贫雇农在内的所有农民。

征粮开始后的一个月内，全川暴动的农民达到数百万之众，政府随即动用武装力量强力镇压。在重庆的中共中央西南局要求各地以坚决“剿匪”来保证征粮任务的完成，到1950年底，全川公粮入库约200万吨。[5]这些粮食可供至少1,000万人一年之需，大大超过当时四川200万军队和公职人员的当年需求。这一时期，公粮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1950年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公粮收入占41.4%[6]；四川的公粮收入则占当年财政收入的60%以上[7]，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