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叶中国的三年大饥荒时期，四川省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多数研究者认为，四川省死亡人数在1,000万到1,200万之间。之所以发生如此巨大的灾难，除了全局性的因素外，四川的特殊性在于：从1949年中共建政伊始到“大跃进”期间，四川的粮食征收量和外调量均为全国最高，而农民的口粮标准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笔者认为，由于统揽地方大权的李井泉不遗余力地追随毛泽东的“大跃进”路线，顽固推行极左政策，加上中央对四川的粮食等农产品外调施加了强大压力，甚至不惜以四川农民的生命为代价，结果把素有“粮仓”盛名的四川变成了大饥荒的重灾区。

一、四川省粮食高征购、高外调格局的形成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历来是粮食富裕地区并有大宗粮食出省。8年抗日战争时期，四川一省总计供应军粮1,200万吨以上，占国民政府统治区军粮的三分之一[1]。实际上，所谓的“天府之国”，仅指成都平原一带，其面积为2.36万平方公里，仅占四川全省土地面积的4.2%，省内其它地区均为丘陵、山区和高原，农耕条件不好甚至很差。近代以来，四川人口迅速增加，人均粮食占有量不高。[2]1950年，四川省的农业人口为5,336万，耕地面积为10,537万亩，人均耕地不足2亩，大大低于全国人均耕地水平；其中，生产四川人主食的稻田面积人均仅1亩，当时平均亩产只有179公斤。[3]而建国初期高层执政者对这些情况并未加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