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国军的惨败，导致中国军民的惨重损失，给中华民国在心理上和军事上以重创。这也正是中共党魁毛泽东的抗日策略和中共所要的。

正如毛在一九三七年八月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著国民党与日本人拚命厮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著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1941年4月，当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关键时刻，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中立协定，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大日本国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和主权。”同时，斯大林命令中共和日本驻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联系签约，商谈夹击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具体步骤和措施。深谙共产党邪恶本性的汪精卫说：“在上海、广东、武汉，我和共产党头目们打了好几十年交道了，共产党这个葫芦里所卖的药是何其剧毒，我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共产党这个贼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况我之所以脱离重庆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就是为了消灭赤祸，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就把饥荒、内战、烧杀、愚昧、落后带到哪里。我的左膀右臂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位先生不都是中共十二人成立大会上的成员吗！”

而中共也正是通过抗日战争，不仅得以保存自己的实力，而且得以迅猛发展，至抗战结束时，中共军队从2万人发展到120多万人。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共利用日军削弱了国军的实力。

1945年8月，按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指示，日本部队除中国东北外，中国大陆及台湾、北纬16度北越南境所有日军，必须立即向中国军事委员会及其代表投降。对此，冈村宁次表示绝对服从，中共则以中国解放区名义致牒英、美、苏驻华大使，强调国民政府无法代表中国接受日、伪军受降，唯有延安总部才有权代表参加受降工作。接著，朱德致电冈村宁次要求日军分别向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中共将领投降，但最终遭到日军拒绝，盟国则完全不予理会。除热河、察哈尔之张家口、山海关等6都市由苏联军所占据转交给中共外，其馀重要都市多未进入和平状态。中共要求日、伪军受降未果，便开始包围袭击山西、河北、河南等地的日军及其技术人员；日方依上级指示，在完成向国民政府受降接防前坚守各防区，被迫反击。日本投降后冈村宁次拒绝遵从中共的指示，导致中共部队抢夺战略位置时造成死伤，被中共视为重要战犯之一。

毛泽东在1964年7月10日，在与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等的一段对话中就露骨地说：“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