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诸多案例非常典型地反映出16世纪以后，中国皇权对法律的奴役和驱使是如何通过“法外法”恶性膨胀的方式而日益登峰造极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律的公正性、法律价值体系和法官执法权限的独立稳定等等，不仅完全丧失，而且连法官本人性命的或苟存或斫丧，都要看他是否彻底卖身于皇权操纵的法外法制度以及皇帝的个人意志。而如此局面在何等巨大的程度上鲜明体现着这种法律文化悖逆于近现代制度的方向,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下面来看一个十分具体的例子：明代后期白话小说中描写苏云中了进士之后，选授某县的县令。他捞妻郑氏上任途中，遭徐能等一伙强盗的打劫而被害，19年后郑氏才有机会到御史衙门状告徐能谋财害命，却不想接审诉状的御史正是徐能的养子。于是有接下来骇人听闻的一幕：

(徐御史)叫巡捕官接进状子，同周兵备观看，不看犹可，看毕时，唬得徐御史面色如土。屏去从人，私向周兵备请教：“这妇人所告，正是老父，学生欲待不准他状，又恐在别衡告理。”周兵备呵呵大笑道：“先生大人，正是肯年，不知机变，此事亦有何难？可吩咐巡捕官带那妇人明日察院中审问。到那其间，一顿板子敲死，可不绝了后患！”徐御史起身相谢道：“承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