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党这边，作为农民讲习所创始人的彭湃遭国民党捕杀，为毛泽东留下了修炼成“农民运动魔法师”的舞台。毛泽东比彭湃更加笃信“得农民者得天下”。彭湃的失败和毛泽东的成功是必然的：彭湃从事农民运动的海陆丰地区，离广州太近，地势不够崎岖，无法为游击队提供隐蔽处，且处于西方势力强大的沿海区域[31]；而毛泽东的根据地处于湖南、江西的崇山峻岭之间，山高皇帝远，远离国民党的统治中心，苏维埃模式可以深深紮根。

可以设想，即便彭湃不死于蒋介石之手，也难逃中共党内若干次政治风暴——彭湃的残忍不下于毛泽东，但其权术手腕不是毛的对手。“瑜亮”不可能并存于世——在文革期间，当海陆丰地区的造反派对彭湃家族展开迫害和杀戮时，他们的托词就是：彭氏后人企图抬高彭湃、贬低毛泽东，那时，这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罪名。

让每个人的衣衫都被鲜血染红：用马列主义包裹的张献忠

北伐初期，彭湃在广东从事农民运动，任中共中央农民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七年三月，彭湃与陈延年、苏兆征等一起前往武汉，途径长沙时，对长沙市总工会和湖南省农民协会发表演讲。三月三十日，粤、湘、赣、鄂农民协会代表和河南武装农民自卫队代表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并推定邓演达为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32]可见，彭湃与毛泽东地位相当。

四月底、五月初，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彭湃当选中央委员。这段时间，彭湃与毛泽东都住在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两人一定就农民运动的策略做了很多讨论，彼此激荡，越发激进。[33]

南京政府清党、长沙发生马日事变，中共遭受重挫。六月初，彭湃离开武汉秘密到南昌巡视工作，住黄家巷五十八号。六月五日，江西省主席朱德培宣布“分共”。此时，彭湃参加了同僚方志敏和缪敏的婚礼，并即席题词：“拥护中央政策，方缪双方奋斗到底；努力加紧下层工作，准备流血牺牲。”[34]

武汉政府“分共”之后，彭湃于七月二十七日到达南昌，与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等组成南昌起义等前敌委员会。

南昌起义挫败后，彭湃随军南下广东。在八月七日举行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上，彭湃缺席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从而跻身中共最高层。八月十一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南方局，彭湃为南方局委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