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文质彬彬的大少爷彭湃第一次打人。彭湃生长在钟鸣鼎食之家，从来不知道暴力的滋味，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我的家庭在海丰县可以算做个大地主，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余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三十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10]这一次，打人的感觉如此奇妙：原本高高在上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在暴力之下战栗如羔羊，作为一介学生的彭湃却因为敢于殴打公使被众人捧为英雄，暴力轻易改变了权力结构和社会地位。彭湃对暴力产生高度依恋和迷恋，在此后十年的生命历程中，暴力成为其最高信仰。彭湃掀起的暴力和杀戮，让其家乡海陆丰地区成为人间地狱，他本人和他的家族也相继成为殉葬品。

彭湃与陈炯明：从恩主到敌人

如果陈炯明将广东建设为模范省的理想成为现实，中华民国或许能复制美国模式，走上康庄大道。然而，陈炯明生不逢时，上有号称“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不惜引狼入室也要武力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模式的孙文，下有在农村建立“苏维埃”国中之国、以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翻天覆地的“广东农民王”彭湃，他左支右绌，穷于应付，兵败下野，远走香港，郁郁而终，壮志未酬。

陈炯明支持联省自治，筹划重组军政府，团结西南，建立十二省联省政府。在地方自治的实践上，广东在各省中走得最远。[11]

正是在此背景下，早年颇受陈炯明器重、并得到其奖学金资助留日的彭湃，学成归来后被任命为为海丰教育局长。二十世纪前三十年，很多在外面（省城、沿海通商城市、首都以及东洋和西洋）学成归来的青年人回乡当教师，有的成为不适应的“多余人”，在鲁迅和叶圣陶笔下有很多这样的人物；有的则像彭湃和毛泽东那样，走向激进的农村革命之路。彭湃回忆说，一开始他“还是发着梦的想从教育入手去实现社会的革命，因召集全县男女学生多属有钱佬的儿女在县城举行‘五一’劳动节，这算是海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参加的绝无一个工人和农民，第一高等小学的学生高举着‘赤化’二字的红旗去游街，实在是幼稚到了不得！”[12]海丰的绅士以为将实行共产共妻，屡屡向陈炯明提出将彭湃撤职。彭湃也对朝九晚五的公职感到不耐，觉得通过教育改变地方实在太慢，要搞立竿见影的农民运动，就负气辞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