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期间，中国、日本、亚洲乃至世界局势丕变，新思潮风云激荡，彭湃自不能置身事外。他亲历了日本的“米骚乱”，深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思想由基督教转向无政府主义。后来，他读到河上肇[5]翻译的马列著作，并亲自登门拜访这位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的启蒙者，当面向其求教。接着，彭湃与同学友李春涛等发起“赤心社”，其宗旨是以《共产党宣言》为“母本”，以苏俄革命为“先声”，“赤心报国”。彭湃又加入堺利彦[6]在东京组织的“宇宙社”，它是好几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国际性团体。由此，彭湃抛弃了他认为软弱无力的基督信仰，蜕变成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7]

一九二七年冬，下野的蒋介石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面。田中解释日本对华政策的核心是“反赤”，日本担心共产思潮及组织从中国传入日本，危及日本的稳定。其实，共产思潮的传播，更多是逆向的——从日本传入中国。很多中国人并非直接从苏俄那里得到共产思想，而是从作为“二传手”的日本那里得到的。彭湃留日期间思想的剧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六日，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在北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共同对抗苏俄。中国的左派留日青年群情激奋，在日本掀起抗议活动。在集会游行中，彭湃被日本警察殴伤并被列入黑名单。

一九一九年四月中旬，彭湃从中国驻日公使馆一位同情学生运动的馆员那里探知，驻日公使章宗祥[8]将于当日下午从东京乘火车回国述职。彭湃大喜过望，约了一批同学，设法挤进火车站月台，专候章氏上车时举行示威抗议。当章宗祥经月台上车时，大群学生愤怒高呼：“打倒卖国贼！”、“打倒章宗祥！”。学生们把一支支小白旗掷向章宗祥。站立在旁的彭湃兀地挥起一拳，直向章氏背上打去。[9]这是章宗祥第一次挨打。一个多月后，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北京学生上演了“火烧赵家楼”的一幕。赵家楼是外长曹汝霖的官邸，在曹汝霖家被学生捣毁之际，倒楣的章宗祥正在此做客，躲避不及，被学生当作曹汝霖痛殴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