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一时期的革命文献中，能看到一些当时的川北景象。

查1933年8月24日发出的《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对新发展赤区的宣传大纲》，第十条里有一句“打倒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但是必须先“消灭卖国贼刘湘”，“进一步消灭四川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赤化全川，消灭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中国！”

对于敌对阶级，川陕苏区从上到下都使用“发财人”这个非常模糊的不好界定的名词，却对“发财人”有相当明确的政策规定——消灭；不管他们是“善良的”还是“恶劣的”。

西北军区政治部、红四军政治部印发的《平分土地须知》的第一条，就是彻底没收地主阶级、军阀豪绅、教堂寺院、富农（高利贷者）的全部土地，来彻底平分；第二条，地主阶级的房院、财产、耕牛、农具……等亦一律没收，（富农多余的没收），并烧毁其契约；第十七条，矿业、林业收归苏维埃国家共管，作国家财政基础；第十八条，对祠堂以及各种宗教团体的土地要平分给穷人；第十九条，庙宇寺院的土地和旧有的学田一律分给穷人；在苏区，不只是地主富户“发财人”失去了土地和财产。

《平分土地须知》规定：“第七条，被没收土地的原有主，没有任何权利取得土地，地主豪绅的家属，如没有参加反革命的活动可由苏维埃编成强迫生产队，在苏维埃监督下做苦工”；“第二十四条，民团精选队长、流神、痞子、甲长等以及整过穷人的，均无权利取得土地”；“第二十六条，和尚、尼姑如是收庙田庙地吃租的地主式的，绝对不能分田”；“第二十七条，发财人的妇女嫁给穷人或抱给穷人者，不能分得土地”。照此规定，这些人不被杀掉，也是没有活路的。

在能够分得土地的人中，也不是人人待遇平等。《平分土地须知》规定：“第八条，富农不反对苏维埃可分小部分坏地”；“第十六条，红军、游击队员家属分好田，雇工贫农分好田”；“第二十二条，端公、道士、阴阳、卜卦、算命子也可分田，但无公民权，不能参加苏维埃政权机关工作”；“第二十三条，棒老二、土匪、小偷，改务正业有当地穷人担保可分土地”；除了分土地，还有一些翻身活动，如川陕省雇工代表大会提出的雇工斗争纲领就有：“雇工的伙食要与老板一样！雇工的住处要与老板一样！雇工患病，医药费要由老板负担！雇工的烟茶、草鞋、帕子、衣服等费用由老板负担！……”这个斗争纲领里还有这样一些口号：“拥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争取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

川陕省出版的《川北穷人》在一篇题为“新的局面与新的任务”的报道中说，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代会召开，党的“任务非常简单，要乘胜消灭田颂尧、蒋介石和许多发财人”，完全没有提到日本侵略者。

1933年6月2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给中共四川省委的信认为，四川省委的工作“还停滞于和平缓慢狭隘，关门主义富农路线的基础上”，“不能令我们满意”，要求省委，“动员全四川党、团群众配合红军的行动”，“迅速组织各种革命战争，发动到游击队，分田打土豪，破坏敌人后方电道粮站”，“广泛开展反帝反国民党运动，证明红军是唯一反帝力量，国民党军阀卖国，阻止红军反帝，反帝必须首先消灭国民党与参加红军”。四川省委将陈的信转到中央。193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红四方面军的信中认为，“国内阶级斗争与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认为四川军阀与英、法帝国主义勾结是“逼进的危险”，要“加紧反帝的群众动员”。这封信最后还说，“帝国主义，国民党已经看到西北角上这一把革命的烽火所给与他们的威胁。天津《大公报》以东北既失，河北复不守，西南早有主顾，而中部呢，‘赤祸’猖獗，故一口认定：四川为中华民族的最后堡垒，但可惜并此最后堡垒，而又遭到‘赤祸之蹂躏盘踞，后来发展，宁可不惧’？的确，你们有伟大的前途，全党都在注视你们，你们应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在巩固原有阵地基础之上，来迫切的争取苏维埃首先在四川全省的胜利。”还责成红四方面军“就近领导四川省委的工作，督促四川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