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三“右”
“反胡风”时，郭海长就已“说不清”，重点审查对象。过去所有的优越性全成了可疑点，各种复杂关系越说越复杂，历史交代一遍又一遍，还是“不老实”、“企图隐瞒”、“政治立场不稳”、“阶级观点模糊”……接着“肃反”，以前引以为豪的一批朋友与鼎力相助的战友，竟被怀疑“非组织活动”，日常友聚成了“小集团”，一条条一句句交代。烙来烙去，最后宣布结论：“他们中间还没有发现政治上有组织地进行不利于党的活动”，但他们议论统战部领导与分工，都是“不应有的错误”。如此这般，郭海长怨气渐积。

“鸣放”一起，号召“向党提意见”，一贯有话直说的郭海长，不再沉默，认为党内提意见不用转弯抹角。他不仅尖锐批评“肃反”的粗暴胡闹，还指出省委、统战部缺少自我批评，对运动中的打人死人、打击面过宽等未做一点检查。他还保护河南上层民主人士。如此这般，河南统战部干部郭海长被划“极右”，《河南日报》整版整版猛烈批判。

老父郭仲隗一生不畏权势不怕坐牢杀头，两次拒绝蒋介石送来的飞台机票，这会儿也难逃“右网”。郭妻韩公超，河南大学教育系毕业生，时任中学校长，也划了“右”。一门三“右派”，四个幼孙如何长大？刚强的老父绝望了，很快中风，含冤而逝。

郭海长遣送农村劳改，大饥荒时靠刨挖红薯充饥。他最痛苦的是：如此为中共出力，却以“反革命”献身。之所以没自杀，完全是顾及四个孩子不能都丢给妻子。

文革爆发，郭海长当然是逃不掉的“死老虎”。起初在省政治学校“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形势似乎很紧张。大概“油水”榨尽，居然只打雷未下雨，突然调至省参事室（研究员），不断写外调材料，当时外调人员“满天飞”，他写了四百多份证明，对象有部长、将军，也有普通干部，多数是同学同事、朋友战友，包括宿怨。但保存下来的四百多份材料，经得起时间与道德的检验，可以对历史负责。

文革后，郭海长终于恢复党籍，“民革”省委秘书长、副主委、主委、中央委员，省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但一生最美好的岁月、最充沛的精力，都耗在被自己人啃咬的痛苦中。[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