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53年，贾唯英继续从事青年团工作，1954年《重庆日报》副总编，1957年划“右”，发配长寿湖农场劳改。1979年春改正，1994年患癌逝世。

划“右”秘因
1957年3月，贾唯英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回渝后积极贯彻毛泽东的“鸣放”。毛在会上说：“只能放，不能收”。但重庆市委出于“阶级本能”不愿听批评意见，对“鸣放”漫不经心，不积极。贾唯英担心重庆落后，善意催促市委书记：重庆“放”得太慢。为此，正式“反右”前，市委已将她划“右”，罪名“煽风点火”、“配合右派向党进攻”…… 她在报社怎么检讨都过不了关。

1958年4月，贾唯英别夫抛雏，押赴渝东长寿湖农场监督劳动。“大跃进”每天劳动10小时、12小时，甚至18小时，只能睡三四小时，经常半夜起来，打着火把施肥、除草、挖地……疲累中有人锄到脚趾，有的锄掉禾苗；只要手一停，站在那里就睡着了。后来每天能睡五小时，感觉松快不少。

重庆市委派来慰问团，团长乃市委书记处书记。为保证首长安全，将农场“右派”支开，派到采石场干活，不让见书记，怕行刺。一次，贾唯英就《人民日报》国际新闻发了一点议论，毫无不规之言，立挨批斗，罪名“翘尾巴了，竟然议论起国际大事来！你知道自己的身分吗？！”积极批判她的一名女工当了副队长，每天找她的碴，没错挑错，活像恶婆婆。1959～60年城市供应日益困难，农场来了几批升不了学的女初中生，这些小女生“阶级斗争”观念更强，总要找岔骂她几句才高兴。贾唯英只能躲在被窝里暗暗饮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