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友穆广仁（1925～ ，新华社副总编）评价：

那是一个共产党员从流着鲜血的心发出的良知的呼喊，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屡遭劫难的生命的悲歌，是对一党专政、个人独裁体制的血泪控诉，是对甘作或被迫当“驯服工具”的弱者的心灵剖析。[2]

赵宏才的回忆录超越了肉体摧残、人格侮辱的控诉层面，剖析了政治迫害中的人性异化，努力挖找赤灾成因，追溯赤祸源头至马恩理论，相当不易。

重大局限
红色信徒的个人命运，当然只能与国际共运“同呼吸共命运”，谁陷入赤色漩涡谁倒霉，既受骗帮着数钱，还得“心甘情愿”为党吃冤枉。受时代与文化的制约，延安一代、解放一代中许多“两头真”真正的悲剧：最后还在坚持赤说，仍以“马列信徒”自荣，为回不到“党的怀抱”伤心痛苦，还认为马列“经是好经，只是和尚（斯大林、毛泽东）念歪了”。他们意识不到一生悲剧的最大肇因正是这则共产赤说，正是这一似乎绝对神圣的红色目标，才将俄中东欧等赤国一步步拽离理性之轨，举着民主自由的大旗，一步步走入相反的独裁专权。很简单，若无这面指向天堂的赤旗，国际共运如何发动？赤潮如何涌起？中共又怎会集体认同老毛公然违反一系列人文原则？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怎么一步步“符合逻辑”地走来？

止步控诉、无力追源，只批手段，不触目标，乃是绝大多数延安一代、解放一代“两头真”的宿命，无法挣脱的历史局限。他们一方面担心被指“马列叛徒”，一方面也确实无力辨析赤说之谬。究其根本，价值体系单一、思想偏窄狭隘，延安一代、解放一代拿什么去质疑“光芒万丈”的马列主义？不握持真正的现代人文理念，又如何对抗“最先进”的共产赤说？

思想必须以思想去对抗，逻辑亦须逻辑去驳斥。这批“两头真”最终只能“打着红旗反红旗”——用马列的这一部分驳诘马列的那一部分。他们一生的悲剧凸显一条粗长的赤潮根须——文化的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