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朗索瓦·弗雷特所说的“第一次共产主义反法西斯”时期，从1922年到1935年，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经常受到谴责，有时甚至适用于几乎每一个反共实体。然而，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次要威胁，其出现最多只限于不发达国家。当希特勒政权的巩固证明后一种解释严重不准确时，苏联政策进入了一段不确定时期。这一问题的部分解决办法是采取集体安全外交，目的是争取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不再被指责为“自由法西斯主义者”——以及共产国际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建立反法西斯联盟的人民阵线的新战术。人民阵线政策的一个特点是强调与法西斯主义竞争，争取中产阶级的支持，而这一点在共产国际的全无产阶级战略中被忽视了。
于是，弗雷特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二次反法西斯政策”就这样开始了，这一政策将持续到苏联政权结束，除了1939-41年那段臭名昭著的插曲。集体安全和人民阵线决不排除与意大利的积极双边关系，也不排除与德国的积极双边关系，后者断断续续地从莫斯科得到寻求改善关系的线索。这不一定反映了共产国际政策和苏联外交之间的名义矛盾，而只是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标准战略，即同时维持多种多样的策略，这些策略可以根据情况进一步发展或撤销。
集体安全政策本身就隐藏了各种矛盾，最终失败了，但共产国际的人民前线主义在1935年至1938年间相对成功。人民阵线在西班牙和法国赢得了选举，而共产党人能够把自己包裹在民主反法西斯联盟的旗帜下，这为他们赢得的不仅仅是一些新的同情者。在集体化的恐怖之后，甚至在1936-1938年的大清洗的持续恐怖中，反法西斯主义纲领第一次使共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使苏联重新恢复了在过去15年中日益丧失的进步主义形象和号召力。
这也涉及到与德国和意大利更直接的竞争，因为在德国和意大利支持右派反对西班牙人民阵线共和国的起义后，斯大林一时犹豫，决定在1936年10月至11月期间，通过什么来巩固反法西斯的立场，成为苏联代表共和国进行的更大规模的干预。在这引起意大利和德国方面的反升级之后，斯大林维持了他先前的立场，但拒绝与新的升级相匹配，特别是在1937年7月日本侵略中国之后，在远东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战争。西班牙的干预，成功地大大增强了共和国西班牙的共产主义力量，使共和国政府更加符合苏联的政策，标志着新苏联反法西斯运动的高潮。8然而，共和国的彻底失败和集体安全政策对西欧的明显失败很快带来了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