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毕竟是在南斯拉夫那样的前共产党国家从下长大的，他和他的同胞，以及前苏联和其它东欧国家的广大民众，看来都有颇为相近的心思和情结：他们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反对共产专制，但未必期待在共产党垮台后全面接受资本主义制度，更没有对接下来的社会转型在心理上有所准备。恰如齐泽克所描述的那样，“他们渴求的是在国家的控制之外能自由自在地生活与欢聚畅谈，他们渴求单纯而真诚的生活，渴求摆脱粗鄙的意识形态教条束缚和摒除遍及社会的犬儒虚伪。正如很多评论者所见，主导抗议者的理想在很大的程度上仍来自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他们渴望某种可被称之为‘人性化的社会主义’的东西。”包括齐泽克本人在内，提起了那种被笼统地称之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情形，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怀念。他告诉我们，某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在社会主义的最后十年过得最好，因为除了拥有国家资助的食物、住房、工资、文化，还享受着可以抱怨政府的乐趣。原来，吃惯了大锅饭的民众当年所厌弃的主要是专制下的意识形态束缚和物质匮乏，从柏林墙这一边向那一边远远望去，他们只看中了那儿的自由和富裕。直到后来专制垮台，国民经济向市场化转型，他们才逐渐感觉到生存竞争的艰难，以及种种难以容忍的新出现的差别。正因从这种不适应资本主义生存方式的情绪出发，在后共产国家，有不少人又怀念起公有制年月的某些福利。

在东欧，除罗马尼亚曾一度发生激烈的武力冲突，其它国家的统治精英都是在迫于形势的情况下顺从了天鹅绒革命的潮流。旧政权不得不与反对党坐下来协商谈判，交出了权力的大小官僚一般都没受到政治清算。那些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的前共产党人既有工作经验，又有人事关系，比起民粹主义的异议人士，他们更能有效地管理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于是趁变天之机，机灵者纷纷摇身一变，从原来的掌控政治权力转而掌控了经济权力，在私有化过程中暴发成巨富。国有企业部分地转入私人之手，大量的中年工人失去了工作。人们一边欢庆共产党政权的垮台，一边却眼睁睁干看着某些前共产党高官过上了百万富翁的生活。这就是在后共产时代的俄国及东欧国家，大量的失意者对资本主义大失所望的社会现实。齐泽克深有感慨地告诉我们： “当反共产主义的英雄们仍旧怀抱他们新社会自然会有正义、诚信和团结的梦想时，前共产党人却冷酷地迎合了新的资本主义规则和残酷竞争的市场新世界，对肮脏的骗术和腐败，不分新旧，他们全都兼收并蓄。在那些共产党人允许资本主义扩张，同时又紧抓住政权的国家，这样的扭曲则更为加剧。与西方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那里的情况更其资本主义。经此匪夷所思的双重颠倒，资本主义战胜了共产主义，但却为此胜利付出了代价，共产主义如今竟在资本主义的地盘上安营扎寨，占了上风。”柏林墙倒塌的胜利转眼幻化为一场闹剧，随着冷战和东西方对立的终结，反共人士看到了他们以前并未预料到的现象：前共产党官僚纷纷化身为新生的资产阶级，来自西方的投资者如今反而与这些人联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