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社会和今天不同,人们不像今天这么理性,冷静,有大局观,人们对弱者只有纯粹的同情和关切,对不公和不义只有简单的愤怒,不会考虑会不会因此积累负能量,自己会不会被人利用等

为什么我不关心上访问题,我当时可以说,我不是刚出校门的学生,中国负能量的事我见得多了,可能会说,我是做评论的,这种事只能交给调查记者才能帮助他们,而且,中国这么大,个案你永远报道不完,所以我更关心的是个案背后普遍的问题。

但要我今天以诛心之论来分析,我对访民提不起兴趣的动机,其实是因为职业生态位的自我期许。简单地说,你想成为卢跃刚这种地位的人,就绝对不应该与已经成名成家的人直接竟争,把精力浪费在访民这种话题上

调查记者就先不用去说了,不是你想不想,而是你有没有机会的问题。正义,良知,热血这个记者生态位,挤满了无数前辈和同辈。即使是时事评论,当时成名英雄里,慷慨激昂流,泼辣刻薄流，悲悯沉痛流,俏皮精明流.当时受欢迎的风格类型差不多都有了,我这种后来者可能的机会空档,大概是走技术路线,理中客流。

所以,尽管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正直勇敢的人,但刚入行时,我觉得自己在聪明博学上更撞长,比别人更容易理性中立客观,所以,我很早就开始自觉地看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社会学之类的偏门工具书

上访这个问题上,理中客几乎完全插不上嘴,所以,在这个话题最热的那几年里,我会努力认为它根本就不重要,热爱报道访民的记者虽然更容易获得社会声望,但我能用自我感觉良好的智力优越感来平衡它。

当年有个做评论的同事,看他论坛上的文章,感觉他业余时间全花在访民的嘘寒问暖上,他坐我对面永远是一脸白岩松,没见他笑过,搞得我一度担心他长期被圣徒附体,会三十岁就不再晨勃。显然我这是瞎担心,聪明人转型快得狠

当然,这都是我今天已能脱离利害关系,作为平静第三方时的观察,在当时,我只是很纯粹地认为,这一切仅仅是我在智力上显著优于他人的结果。

确实如我最初所愿,访民和记者很容易互相失望。记者和大众不但喜新厌旧,而目同情心的间值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改善很快,记者搜集到的故事,苦难性在迅速路低。最简单的例子是拆迁,一开始大众一边倒地支持钉子户,没过几年舆论就逐渐倒转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