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俗文化是对极权政治的一种消极抵抗。

关于这个问题，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提出过他的理解，不过他毕竟在极权体制下生活的经验还不够丰富，笔下也有想象的成分。

在绝对的极权社会中，低俗文化可能没有存在的空间，因为整个社会都被同一种文化指令有效地统治着。

但在后极权社会，低俗化或可能成为大众文化的一种显著特征。这种低俗文化，和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消费文化又存在一定区别。

正常的、呼唤人性的、百花齐放的文化在后极权社会中很难充分存在，只有自我麻醉的低俗文化才能在逼仄的文化空间中疯狂繁殖。人民沉溺于低俗文化中，对后极权时代的体制来说，有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它会导致人民和官方主导文化的互不信任，会消解后极权体制所剩无几的意识形态权威，另一方面它也会让人民满足于当下的生活，放弃反抗。于是官方有表面的理由去根除低俗文化（但限于极权力度的削弱，实际上办不到），也有更深层次的理由容忍它。

所以在后极权社会，低俗文化很难被彻底根除，它最终仍将和官方主导文化以一种互相敌视的尴尬状态共同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