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曾誌生下壹個男嬰，取名鐵牛。兩個月後的1932年1月，她與丈夫蔡協民壹道，抱著小鐵牛來到廈門，準備稍作停留後便送到母親那裏去，請母親幫忙照看。廈門中心市委書記王海平同誌來看望蔡協民和曾誌，見面就勸說∶“孩子就不送他姥姥那兒去了，兵荒馬亂，路途遙遠，暈船不說，路上也可能發生意外„„”

“我怕什麼麼？”曾誌生性剛強，硬硬地頂壹句，“我這個人什麼都不怕！”王海平怔了怔，又低下頭猶豫片刻，終於尷尬地吐出真情∶“曾誌同誌，對不起了。市委急需經費，聽說妳生了壹個男孩，就由組織決定，賣了100塊大洋。現在錢已經差不多花光了，孩子妳不給也得給了„„”曾誌楞住了，半天才像大夢初醒壹般透過壹口氣。她茫然地望望丈夫，望望兒子，最後將目光呆呆地落在市委書記的臉上，久久不動壹動。市委書記無聲地垂下頭，等待那意料中的哭聲和責罵。可是，傳到他耳邊的卻是壹聲催人淚下的顫音∶“服從組織決定„„”

賣兒子還有壹例。1935年中共河北省委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系，經費無著，壹邊緊縮機關，壹邊下鄉打土豪搞糧食，壹邊再搞募捐，日子仍過不下去。省委書記高文華與負責經費的其妻賈璉，只得賣孩子以維持。“我們共有四個孩子，只有最小的是男孩。那年頭，男孩比女孩多賣錢呀，於是就把僅僅四個月的兒子賣了50元大洋。這錢分給王洋10元，李大章10元，解決吃飯問題。這50元大洋，整整維持了北方局3個月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