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电台
出自近代史的堕落：国共卷———评刘少奇

“然而，毛澤東是一位深謀遠慮的人。他能在道路的起點就看到道路的終點，然而這種能力沒有辦法給大多數人解釋清楚。大多數人只有在接近終點時才能看清道路的方向，然而這時候已經無法回頭了。毛澤東如果不能成功地挑起中、蘇鬥爭，就沒有多少機會破壞幹部黨的成長。亂中取勝是毛澤東和梁山系的特長，卻不是幹部黨的特長。脫軌會造成更嚴重的脫軌，最終形成綁架效應。沒有中、蘇決裂，文革很難發生。沒有文革，一九七二年外交革命很難發生。如果幹部黨順著五十年代中葉的發展方向走下去，一九七六年的政變（指逮捕四人幫）大概提前十年就會發生了。毛澤東的下場，最好也不過是印尼的蘇卡諾，最壞就會變成阿富汗的阿明，而後者比前者的可能性大得多，因為共產黨體制是容不得傀儡領袖自然死亡的。毛澤東的折騰雖然禍害了黨國，但至少把幹部黨難以避免的勝利推遲了十多年，保障了自己的自然死亡和歷史評價，顯然證明了他的格局理解力和權術高人一籌。至於東亞居民遭受的池魚之殃，那本來就是他和他的敵人誰都不當回事的因素。何況大清滅亡以後，這些人無論如何都是要倒楣的。知識分子進剝皮亭還是夾邊溝，差別不是很大。順民反正總是要餓死和吃人肉的，有沒有共產主義的牌子關係同樣不大。歐洲人、甚至俄國人，確實因為共產主義而損失慘重；東亞人的損失卻不是因為共產主義。後者至多只能抱怨自己為什麼沒有像洪承疇時代的士大夫和順民一樣誠實，像維護八旗將士一樣維護大日本皇軍，把毛澤東和劉少奇統統擠回張獻忠的生態位，但這件事主要應該怪蔣介石。”